来源：中国国防报作者：张庆国责任编辑：宋丽丽
自力更生铸就大国重器
■张庆国
“东风二号”导弹。
1964年6月29日，中国自主研制设计的第一代中程地对地弹道导弹——“东风二号”，在酒泉发射场成功点火升空。这一天，既是中国导弹事业摆脱仿制、实现自主研发的一小步，也是中国国防工业在“两弹一星精神”鼓舞与带动下，取得的又一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成就。
50多年后再回首，包括“东风二号”在内，中国在核、导弹、航天等领域取得的一系列成功并不是偶然的。它所承载的是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内核的“两弹一星精神”，铸就的是国防盾牌，留下的是历史传奇，提振的是民族自信，屹立起了中国人民维护民族独立、争取国家强大的精神丰碑。
一
翻开中国近代史，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从清王朝到民国时代，留给中国人的是一段段屈辱血腥的记忆，拥有5000年文明的华夏子孙，深刻体会到了“落后就要挨打”“积弱即无尊严”的滋味。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饱受苦难的中国人民站了起来。然而，不到一年后，美国人就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多次叫嚣对我国使用核武器。能否掌握战略核力量，已经成了决定中华民族脚跟能不能站得稳、脊梁能不能挺得直的必要条件。因此，在国民经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中国仍咬紧牙关发展“两弹一星”。从20世纪50年代两弹起步，到1964年发射“东风二号”导弹、同年爆响第一颗原子弹，再到1970年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中国人仅仅用了16年时间，就抓住了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的机遇，从一个国防科技极端落后的国家，一下子站到了战略武器的最前沿。西方人惊呼，中国几乎在一夜之间，从“黄包车之国”变成了拥有远程火箭的军事强国。套用西方的一句谚语：“天鹅绒手套里有一只铁掌”，自从有了“两弹一星”，再也没有谁在中国头上挥舞“核大棒”。
二
“两弹一星”事业关乎战略安全、牵动国家安危，核心技术既买不来、也要不来，靠别人更走不远。面对核大国的全方位技术封锁，要靠自己独立自主、发奋图强、探索前进。这是一场从无到有、困难重重、白手起家的攻坚大会战，从共和国将军、著名科学家到每一名普通战士，全都拼了命般投身进去，誓死也要打赢这场大会战。志愿军20兵团十万大军刚从朝鲜战场归来，一接到党中央、毛主席的命令，征尘未洗就直接开赴戈壁大漠，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一干就是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上将回忆当年“两弹”创业时说，那是一场同天斗、同地斗、改造大自然的大兵团作战，吃的是沙砾饭、喝的是苦咸水、住的是地窝子、睡的是大通铺，但大家始终都有吃大苦、耐大劳的昂扬斗志。为了擎起中华民族自己的核盾牌，我们的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在国家工业基础十分薄弱的条件下，用最原始的手段向尖端武器研究试验的难关发起挑战——没有设备就自己动手加工，没有计算机就用手工计算，没有精密机床就靠金工师傅们一点一点“抠”出来，连导弹火箭发动机都是在一个工棚里开始研制的——中国导弹、原子弹的许多技术，就是在这样十分简陋的条件下研制出来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首任司令员孙继先中将带领部队走进靶场时，立下的是“死在戈壁滩、埋在青山头”的铮铮誓言；“两弹结合”试验时，发射阵地“七勇士”向党组织递交了“死就死在阵地上、埋就埋在导弹旁”的生死状。正是靠着这种不怕死、不畏难、不信邪的大无畏英雄主义和拼命精神，中国人不仅在真刀真枪的战场上打败了强敌，也在制胜未来的无形较量中战胜了对手。
三
“两弹一星”的辉煌背后，不是哪一个人，也不是哪一群人，而是整个中华民族，是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和组织能力。当人们尊称钱学森院士为“导弹之父”时，钱老多次申明，他不同意这样的称呼。他常讲的是，导弹、航天事业，是一项大规模系统工程，有党的坚强领导，有成千上万人参加。这样的大科学工程，不是哪一个或几个人能完成的。这是一场科研战线的淮海战役，“一切成就归于党，归于集体”。当年，围绕第一颗原子弹的攻关，党中央调动了20多个国家部委、20个省市区的近千家工厂、院校和科研单位参加；首次核试验时，动用了来自全国十几个省、市、自治区全力支援的几千种、数万吨物资，集中了50多家军地参试单位；导弹发射试验时，为了保证通信、指挥和调度绝对可靠，邮电部把全国几乎一半的通信线路集中起来保障试验，全国民兵都动员起来，每个电线杆旁站2名民兵，一天24小时不间断值班……正是在这种国家意志、全民意愿的支撑推动下，中国人用最少的试验次数、最高的成功率、最佳的效费比，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战略武器发展之路。实践表明，团结协作出科技创造力，齐心合力出攻坚战斗力，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而言，大团结、大联合、大协作的光荣传统任何时候也不能丢。
“两弹一星”的创业时代虽然已经远去，但“两弹一星”精神所蕴含的民族志气、攻坚意志、协作精神依然熠熠生辉，需要我们一代一代接力传承下去，在中华民族未来的伟大征程中继续发扬光大。
（作者系辽宁省军区盘锦军分区司令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