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解放军报作者：刘 磊责任编辑：杜汶纹
徐文涛（右一）为参观者讲解后勤史。
日本籍医护人员的决心书。从一张白纸起步，他既当馆长又兼编辑、设计师、工程师和文物征集员，仅用不到两年时间，就将原来机关废弃的食堂改建成全军第一座战区级后勤史馆——原沈阳军区后勤史馆，将一个3500平方米，拥有两个综合展厅、6个专业展馆、2000多幅历史图片、500多件珍贵文物、5万多文字说明的史馆展现给大家。
“宁讲万言史，不冷一人心。”自2006年8月1日开馆以来，后勤史馆共接待参观200余场次、观众20余万人次。徐文涛先后被评为“感动沈阳十大人物”“辽宁省道德模范”“全国关心下一代先进工作者”“全军优秀退休干部”。2018年，他又被中宣部、退役军人事务部授予“最美退役军人”称号。
今天，我们走进这座内容丰富的后勤史馆，从一件件珍贵馆藏文物中感受那一段段感人至深的军史记忆。
——编 者
一份决心书背后的故事
这是一份解放战争时期写在白布上的决心书，令人不解的是，署名竟有数十位日本籍医护人员。这是怎么回事呢？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我军相继从各地进入东北，当时随军的医护人员只有1600人左右。由于部队发展，新组建了大量医院等卫生机构，医护人员严重不足。当时，有一大批日本籍医护人员仍滞留在东北，为满足医治大批伤病员的急需，东北民主联军卫生部门通过不同途径、采用不同方式，留用了一批日本籍医护人员。
不论是从何处来或如何来的，由于对人民军队的性质不了解，他们在初期几乎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疑虑、戒心甚至惶恐，有的怕服劳役，有的担心生命安危，还有的有对立情绪。在一部分中国人中，也有仇视日本人的思想，对日本人不信任，甚至拒绝接受日本籍医护人员的医疗护理。如何消除他们的思想疑虑，加强我军医疗力量，就成了当时摆在我军政治思想教育工作者面前的一项紧迫课题。
东北民主联军总政治部根据我党的一贯政策，及时提出对日本籍医护人员的政策规定，要求各单位严格区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和日本人民的界限，区分战犯和一般战俘的界限， 区分日本军官和医护人员的界限，区分战俘和侨民的界限，正确对待日本籍医护人员， 并规定了尊重日本民族生活习惯等纪律。
为做好日本籍医护人员的工作，各级卫生部门专门设立了民族科，医院设立民族干事。他们开座谈会、上政治课、编印日文小报进行宣传教育，组织文娱活动，在寓教于乐中加深这些日本籍医护人员对我党我军的认识。通过政策感召和多种形式的教育， 特别是通过同工作、同生活的实际接触，日本籍医护人员亲身感受到东北民主联军官兵平等，纪律严明，时刻关心群众，尊重他们的人格和风俗习惯，他们的思想认识逐渐发生转变，写下了决心书，自觉成为革命战士，立志为我党的革命事业奋斗到底。
当时的第14后方医院日本籍外科主治医生井筒，在辽沈战役中一人负责250名重伤员的治疗任务，连续几天几夜为伤员做手术，眼睛熬红了，腿站肿了，从不叫苦叫累，工作认真负责。长篇小说《林海雪原》的作者曲波，在辽沈战役中曾担任第2纵队第24团政委，在一次战斗中受伤大出血，昏迷3天3夜，就是经过当时第12后方医院日本籍医生的精心治疗和护理，得以苏醒和痊愈。
在整个解放战争中，很多在我军卫生部门工作的日本籍医护人员，工作积极努力，认真负责，出色完成了任务，涌现出许多模范和功臣。据1950年第13兵团卫生部的统计，在卫生部门立功人员中日本籍医护人员约占四分之一。日本籍女护士桓本还被选为出席1949年12月召开的亚洲妇女代表大会的代表。
伴随红军走过长征的缝纫机。一台缝纫机的长征
前苏联影片《列宁在十月》当中有这样一个镜头：影片主人公之一瓦西里的妻子用手摇缝纫机缝制衣裳。当年，江西中央苏区的红军裁缝葛接调，就用这种手摇缝纫机缝制红军军装，并挑着它走过万里长征。
葛接调于1928年加入红军，因为早年当过裁缝，被分配到中央纵队缝纫班工作。到缝纫班后，领导交给他一台德国“飞人牌”手摇缝纫机。从此，他便和这台缝纫机有了不解之缘。葛接调常跟缝纫班的战友说，缝纫机日常维护非常重要，该上油的地方必须上油，比如针杆轴、梭芯和曲轴等部位。行军的时候，他用防雨布将缝纫机包好，以防缝纫机遇水生锈。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葛接调已经是缝纫班的班长。他肩挑缝纫机离开了中央苏区，离开了他心爱的家乡。过湘江后，红军中央纵队强行军，有人劝葛接调：中革军委印刷厂的机器设备都扔了，你这台缝纫机还要它干什么？葛接调没有回答，他心想，这台缝纫机曾经给无数的红军缝制军装，八角帽上的红五星也都是用它扎上的，怎么能说扔就扔呢！它早已变成他的无声战友。就这样，葛接调仍然挑着缝纫机走在长征路上。
过湘江不久，部队从一座山的陡坡下来，葛接调发现担子里的油壶不见了，别人劝他算了别再找了，可他还是冒着危险原路返回，终于在草丛里找到了那个油壶。于是，他把油壶重新固定，又把缝纫机的担子挑在肩上继续赶路。就这样，他把缝纫机从江西挑进了贵州。
几十年后，葛接调对子女说，长征到了贵州只能算个开始，更艰巨的路程还在后面。半年后，红军来到川西终年积雪的夹金山，因为高山缺氧，再加上挑担负重，更是举步维艰，危险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可他硬是坚持了下来。过草地是红军长征最艰难的一段路程，那是一段生命禁区，杳无人烟。这时，又有人劝葛接调放弃那台缝纫机，可他仍然不肯放弃。他坚定地说：“跨过这一步，前面就是陕甘，我怎么能放弃呢？！”他又挑起缝纫机走在队伍中。
松潘沼泽一望无际，红军行军只能从这个土墩跳到另一个土墩，小心翼翼地前行。而挑着扁担的葛接调却不行，他只能按部就班地在水中前行。更困难的是，四周都是水，担子放不下，他很难找到一个地方休息。进草地的第四天，他终于发现一个比较大的土墩，于是他把挑缝纫机的担子放在上面，自己则坐在另一个土墩上休息。当时，葛接调又累又饿又困，为了使自己精神起来，他抹了一下脸上的泥浆，又往嘴里填了一把青稞，站起身挑起担子继续在沼泽中前行。三天后，他终于挑着缝纫机走出了草地。
1935年10月，红军裁缝葛接调挑着他心爱的缝纫机，走完了万水千山到达陕西省保安县吴起镇，结束了万里长征。在红军的军营中，又能听见他的缝纫机“哒哒哒”的响声。不久，他接受了一项光荣任务，给毛主席做棉衣。当棉衣做好送去时，正赶上直罗镇大捷，毛主席把棉衣穿在身上连说：“好！好！谢谢你呀！”这是这位红军裁缝一生最高兴、最难忘、最幸福的时刻。
“藏”在晏世禄体内的弹片。一枚“藏”在体内几十年的弹片
身材魁梧、一口浓浓的山东口音，笔者初见晏世禄的第一感觉就是晏老年轻时肯定是标准的山东大汉。或许正是晏老过硬的身体素质，才撑得住一枚弹片在他体内“藏”了几十年。
晏世禄14岁就参加了八路军，亲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多次战役战斗，多次负伤。可要说他体内的那枚弹片，还要从抗美援朝说起。
1952年冬，志愿军第40军在朝鲜开城以东的马良山守备，晏世禄在军文工团任政治协理员。当时，为了鼓舞前线官兵的战斗士气，上级要求把战斗英雄和模范人物事迹编写成文艺节目进行汇报演出。
那天，大约是下午4点左右，晏世禄带着大家正在排练节目，突然敌人飞机来了，侦察了一圈扔下两个炸弹便飞走了。大家没怎么当回事，谁料到晚上八九点钟，彩排正在紧锣密鼓进行时又听见了敌机的轰鸣声，随后敌机扔下了数枚子母弹，这种炸弹落地四处开花，杀伤面积很大，文工团驻地顿时变成一片火海。
因为当时情况紧急，晏世禄在指挥大家疏散隐蔽时，不幸腰、腿部被炸伤了。待敌机飞走，全团初步清查共死伤27人。眼看演出的日子日益临近，不少主力队员相继受伤，晏世禄心里十分着急。
上级决定及时把伤员送往后方医院，同时要求演出队减员不减任务，完成好汇报演出。当时，晏世禄被要求送到野战医院手术，把弹片取出后送其回国。可晏世禄坚决不同意回国。就这样，晏世禄在朝鲜战场养好了伤。伤好后，晏世禄被调到新单位执行工程建设任务。
抗美援朝结束回国后，由于晏世禄工作繁忙，身上的这痛那痒也被工作分散了注意力。在一个大项工程上，由于投资大、时间紧、任务重、压力大，晏世禄整天琢磨着怎样既快又好地干好工作。有一次，晏世禄的通信员发现他的坐骨正下方有个包，晏世禄虽然觉得不对劲，可还是没有放在心上。后来，晏世禄带着团队连轴转，成功发明了用沙筑坝的绝招，受到了阿尔巴尼亚、日本等国科技人员的交口称赞。
离休后，晏世禄经常应邀到各地宣讲革命历史，讲课站时间长了发现腿发麻，坐在学校的硬椅子上还屁股痛，慢慢地坐骨正下方的包块越来越大。晏世禄只好到医院去检查。做CT时，令人惊讶的是，包块中有一个亮点。
医生为其手术后发现，这个包块是一个比鹅蛋还要大一圈的肉瘤，一层一层剥开才发现，里面竟是一枚炸弹弹片。它有一截手指头大小，呈立体的锐角三角形，重量有5克左右，锋利的棱角有六七个……一场虚惊后，医生和家人都在问一个问题：“这枚弹片是什么时候进入他的身体内的？”此时晏世禄才想起来这枚弹片很可能是在抗美援朝中负伤留下的。
后来，晏世禄把这枚弹片捐给原沈阳军区后勤史馆。如今，徐文涛馆长常会用这枚弹片的故事来激励年轻官兵拿出像晏老对待革命事业那份热忱来投身强军事业。
当年装着官兵日常开支的铁角木箱。饱经战火硝烟的铁角木箱
这是陈列在展馆里的两个黢黑陈旧的木箱，镶在四周的铁角也锈迹斑驳。可就是这普通的木箱，却承载着战时官兵的日常开支，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烽火岁月。
木箱的主人是当年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供给部从事财务审计工作的沈孝元。沈孝元少年时在苏州同义束绸庄当学徒，参加革命后曾先后在陕西安吴堡进入由胡耀邦、冯文彬领导的青训班和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五大队、第四大队学习。
说起木箱,还要从抗日战争时期说起。当时供给部为了适应战争需要，妥善保管钱币、账表和贵重物品，专门定制了一批这种外包铁角、能上锁的木箱。在物资匮乏的年代，这些木箱可称得上是高档办公用具了。
1939年7月，抗日军政大学由延安转移前方，1940年11月转移到冀西河东村，1942年底从敌占区转移到陕北绥德县。沈孝元一直携带4个木箱随部队行军作战，部队宿营时既当办公桌又当饭桌。为保护部队钱款账目安全，沈孝元对木箱倍加爱护。
解放战争时期，沈孝元把纸币、银元、金条、珠宝首饰等“家底”装入木箱驮在马背上。部队全体官兵的吃饭、穿衣、买药等生活开销都在这4个木箱里，沈孝元十分尽心地守护着它们。
挺进东北途中，有时会遇到国民党部队或飞机袭扰，为不暴露目标，部队专走人烟稀少的山间小路。有一次遇到敌情，沈孝元拽着马的缰绳狂奔，鞋跑掉了都顾不得回头拣，生怕驮着钱箱的马匹跑丢了。结果他光着脚走了十几天，后来途经一村庄才从老百姓手里买到一双鞋。
经历国民党部队或飞机袭扰，部队风餐露宿徒步行军两个多月，终于抵达东北通化。带着这4个木箱，沈孝元先后转战四平、长春、哈尔滨、牡丹江、佳木斯等地，一直到东北解放才进入沈阳。
一次，战斗异常激烈，硝烟弥漫、弹雨纷飞，驮运钱箱的马匹在混战中被流弹打死，沈孝元携带4个沉重的木箱行动不便。这时，敌军已从南门涌入城内，情况十分危急。沈孝元刚把木箱抬上接应车内，就已影影绰绰地看见敌军的先头部队了。司机加大油门呼啸着冲向北城门，终于脱离了险境。
1948年东北解放，沈孝元随部队开进沈阳，担任东北军区后勤部财务部副部长，机关办公条件大为改善，过去携行的一些陈旧的办公用具渐渐淘汰了。沈孝元抚摸着木箱，充满感情地说：“它们历经战火硝烟，没有丢失部队一分钱，是革命的功臣，也是人民军队的老战友啊！”
沈孝元后来因工作调动，家庭几次搬迁，几十年来，一直对木箱充满感情没有遗弃。1982年沈孝元因病逝世，箱子从此成为传家宝，后人将其中两个木箱捐献给后勤史馆。
李奉廷保存的十一张发黄的当年解放军的便条。11张便条折射军民鱼水情
原沈阳军区后勤史馆的一隅，陈列着11张便条，随着岁月的流逝，纸面虽已泛黄，但字迹依然可见——
“今收到大枪拾支，子弹陆佰贰拾发，手榴弹叁箱，粳米拾贰袋。经办人：李奉廷。”这是其中一张便条的记录，时间是：1945年11月。
1945年9月，我军奉命进军东北。当时，由于国民党实行白色恐怖，部队初入东北，立足未稳，加上东北长期在日寇侵略掠夺之下，民众的物资十分匮乏，我军的后勤供应也极度紧张，处境非常艰难。部队流动作战，没有固定的仓库可以长期保存作战物资，所以只能藏物于民。这样，老百姓的家就成了我军物资的储存地。
李奉廷家就是其中的一个。当时，他的公开身份是沈阳市于洪区达连屯村的村长，而实际上是我党的地下党员。1945年冬，我军初入沈阳，据侦察得到消息，在去新城子石佛寺的路上，敌人设有武装哨卡。李奉廷费尽周折弄到一张“特别通行证”，让30余辆卡车满载我军急需的枪支弹药、汽车零件等军用物资顺利通过哨卡。后来，由于战事需要，这些物资的一部分就转移到李奉廷家，藏在他家的卧室里。从此，李家就成了我军的秘密“军火库”。每当我军联络员来李家秘密提取时，都要手持上级领导亲笔签名的便条。
当时，李奉廷冒着生命危险，将每张便条偷偷保留下来，藏在灶台里，共保存了11张。这一张张便条，印证着当时军民深厚的鱼水之情。
后勤史馆馆长徐文涛指着发黄的11张便条，感慨地说，毛主席曾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从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我军就很注意密切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发挥群众的力量。我军之所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胜利走向胜利，原因也在于此。在那个敌伪势力猖獗的年代，为我军保存作战物资，是有杀身之祸的，一旦暴露即遭灭门之灾。然而，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群众冒死为我军收藏和转运作战物资，这是我军深得群众爱戴的佐证。
据史料考证，在东北解放战争期间，3000万东北人民把自己的命运与我党我军紧密相连，积极参战、踊跃支援前线，3年间有大批东北人民的优秀子弟参军，参战的民工也达313万。到辽沈战役打响时，在东北我军已由出关时的10万人发展到100多万人， 声威大震，所向披靡，生动说明“军队打胜仗、人民是靠山”的真理。
经过60多年的风雨岁月，李家父子把这11张便条视为珍宝。为让后人铭记这段历史，他们将11张便条无偿地献给了部队。
本版照片韩俊、高磊摄
